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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名其实很简单，叔本华怼黑格尔赫胥黎捧达尔文，让牛人为你所用

在唐代的科举中有一个习俗叫做“行卷”，意思是那些参加科举的考生事先把写好的诗文投送给达官显贵，目的在于取悦、结交这些牛人，增加自己科举考中的可能性。哪怕到了今天，那些天天跑各种会场，见人就发名片的人，也都是这个目的。那些牛人都是有资源的人，认识他们讨好他们就可以请他们在关键时刻出手帮个忙，反正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，万一成了，自己能少奋斗好多年。

但是，如果这样理解人脉的话，可能就有点浅了。

“抱大腿”的正确速效姿势：叔本华专怼黑格尔，赫胥黎狂捧达尔文

达尔文提出演化论，而赫胥黎捍卫了演化论

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网络的话，那么，每一个牛人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超级节点，在他的周边会出现一系列小节点，如果我们能够占据这些小节点，那么牛人对你印象如何，愿不愿意帮你，其实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仅仅只是和他在一起。

达尔文的演化论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超级节点，那么一个超级节点出现，在其周边肯定有其他小节点，关键在于，怎么找到它们。

据说达尔文身体不好，因此在性格上也有些软弱，意志不坚定，设想“演化论”的构思后他不仅不自信，而且面对社会舆论可能出现的反扑，内心非常焦虑，因此他经常在夜里抱着妻子写给他的信痛哭失声，因为他害怕因“演化论”而死，害怕和妻子不能再天堂相逢。

这种不自信导致了从他环游世界回到伦敦，到写出《物种起源》，中间有20多年的犹豫期。

结果，他这一纠结，身边的一个小节点就出现了，什么呀？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。

有人在看见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这本书后给达尔文回信说：我昨天看完了你的书，迄今为止，这是我所看过的最好的博物学著作。谢谢你，你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……我会坚定地支持你的理论，如果必要的话，我准备接受火刑去捍卫他。

我们如今都知道这个人是赫胥黎。

《物种起源》发表的第二年，牛津主教召开了声讨演化论的大会，在会上牛津主教质问赫胥黎，“难道你认为你自己是猴子的后代吗？”

赫胥黎斩钉截铁地反驳：“我宁愿做猴子的后代，也不愿做一个以宗教偏见恐吓人的无知主教的后代。”

针锋相对，唇枪舌剑，达尔文提出了演化论，而赫胥黎捍卫了演化论，以至于赫胥黎后来得了一个外号，叫“达尔文的斗犬”，名留史册。

和牛人在一起，我们能得到什么？

时隔两百多年，我们再来回顾达尔文写出《物种起源》提出演化论而赫胥黎在声讨演化论的大会上捍卫演化论的场景，我们会发现两个有意思的事情：

第一，和牛人在一起，我们竟然反过来也可以帮到他们。

第二，在学术成就上赫胥黎不如达尔文，但是就名气而言，赫胥黎在演化论史上直追达尔文。

而除了赫胥黎这个“达尔文演化论”超级节点的小节点外，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小节点，那就是靠翻译演化论写出《天演论》的严复，他靠着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说法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。

这就是超级节点的厉害之处，这就是和牛人在一起的益处。

进而推广到人脉这事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和牛人在一起，主动权在于我，而不是乞讨牛人给我们主动的帮助。只要有牛人这个超级节点，你甚至不需要直接和它打交道，也可以占据自己的小节点位置。

甚至如果将这个话题更往深里说，除了正面作用的小节点，还可以找到一个反面作用的小节点。

比如19世纪德国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的创造者黑格尔，他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，因自己的哲学思想收获了一大批粉丝，影响力很大。但是同一时间，柏林大学还有个哲学家叫叔本华，他专门跟黑格尔对着干，说黑格尔是个诡辩家、骗子。

叔本华选择在黑格尔开课的同时，也在隔壁教室开课，目的就是搞个教学擂台赛，结果，黑格尔的教室人满为患，叔本华的教室三三两两，不久，叔本华只好离开柏林大学。

当时，很多人将叔本华视作失败，但是从我们今天哲学史的结果来看，叔本华赢了——他牢牢地占据了一个小节点——黑格尔的坚定反对者。现在人们提起黑格尔，必定会提到叔本华，将二者拿来比较比较。

你看，一个人越牛，他周围小节点的价值就会越大，你可以是他的支持者、他的挚友，或者是他的继承者，也可以是批评者、反对者。

所以，和牛人在一起，其实更厉害的操作并不是要讨好他，要他的帮助，而是占据他身边随时可能出现的小节点，这种小节点可以是投资机会，也可以是职业空缺，还可以是做他相反的事情配资知识网，而关键都在于，你要一步步自己变成牛人，而非牛人的小弟。